从金庸与大仲马武侠小说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_水晶宫足球俱乐部

从金庸与大仲马武侠小说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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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仲马对金庸的创作影响极大。两人创作颇多异同之处。相同处表现为：热衷并取材于历史，都塑造了替天行道的侠客形象，将英雄人物的复仇由"快意恩仇"升华为"替天行道"，从而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境界，等等。相异处表现为：一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不同；二是人物身上体现了作家不同的价值观念；三是价值取向上与文化内涵上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种比较，有助于深刻把握中西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与艺术特质。
　　关键词：金庸；大仲马；武侠小说；中西方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2-0176-02
　　
　　中国的金庸出生于1924年，法国的大仲马出生于1802年。二者不但在地域空间上相隔万里，而且在生活年代上也相隔了一个多世纪。之所以将其创作放在一起加以探讨，是因为两位武侠小说大师无论个人经历、创作理念，还是形象塑造、文化追求等方面，都有着相似与相异之处，而其中所折射的无疑是中西方文化方面的某种差异。
　　一、两人创作的相似之处
　　金庸的创作深受大仲马的影响。金庸曾说：“《侠隐记》最早由吴光鉴翻译过来，后来再译时改为《三剑客》。这本书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我只写武侠小说，就是受大仲马的影响。法国政府授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虽然是殊不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的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二岁开始喜欢，直到现在从不变心”[1]56。金庸在接受杨澜、谭胜等人采访的时候也曾不止一次的表示过，自己喜欢大仲马并受其影响。
　　金庸对大仲马的喜爱，可能缘于两人相似的文学和文化活动经历。两人在开始武侠小说创作前都曾写过剧本，使得他们的小说在结构上有颇多戏剧的成分。两人都曾办过报纸，主要作品都是报刊连载小说。大仲马的第一部长篇《德·阿芒达尔骑士》是在《新闻报》上连载的；而《三剑客》是在《世纪报》上连载的。大仲马还自己创办过《火枪手》报。无独有偶，作为报人、剧作家、导演、学者的查良镛曾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过，后来又创办了《明报》，他的小说也曾在多种报纸上连载，且深受读者欢迎。
　　相似的人生经历以及金庸对大仲马的喜爱，决定了两人小说在文学观念、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颇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人都热衷历史，作品都取材于历史。大仲马的文学作品大多与欧洲历史有密切关系，如他的《三个火枪手》三部曲、《基督山伯爵》、《玛格利王侯》等或直接取材于历史，或以历史为背景，使展开的故事获得一个宽广的舞台，给人以真实感。大仲马取材于历史，但并非是写历史小说，大仲马说：“历史是一颗钉子，是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他没有去钻研历史。大仲马施展他的想像，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背景，添加种种细节，将自己的意图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庸被看作是有历史癖的人，但他对历史的看法与大仲马相似。他曾说：“《三剑客》教会我怎样活用历史”，也就是说，他从《三个火枪手》学到了艺术创作的极大自由度。历史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定下了特定的时间空间，布置下了某种环境气氛，增进了故事的真实感，却丝毫不会妨碍金庸在这一框架内施展自己的艺术想象。金庸小说除小部分历史背景不明者外，多数故事涉及两宋、元明清，这种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他创作的限制，反而给了作者更大更充分的驰骋想象的自由，使之便于布置或威武雄壮、或哀婉动人的舞台。另外，金庸的小说结局通常都没有违背“历史的真实”。但在处理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上，却能作出灵活的变通，即使是真实人物也敢于虚构情节，从而发挥作家艺术想象的主体作用。
　　其次，两人的作品都塑造了替天行道的侠客义士形象。如大仲马笔下的达达里昂，金庸笔下的郭靖、乔峰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达达尼昂是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又译《三剑客》或《侠隐记》）中的主人公。他善良、淳朴、机智、勇敢，在无意间冒犯了三位火枪手：阿多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他们为了荣誉提出和达达尼昂决斗，达达尼昂只得接受了。谁料引来了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卫兵，他们倚仗人多势众，向三位火枪手挑战。达达尼昂则加入了火枪手这一方，战胜了红衣主教的卫兵，展现了自己的勇敢，得到了国王路易十三的赞赏，也正因为这次战斗化解了大家彼此的误会，与三个火枪手结成了莫逆之交。几经周折，终于加入了火枪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2]。
　　郭靖则是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男主角，是贯通“射雕三部曲”的关键人物。他生性单纯刚直，重孝义，勤奋、爱国，具备一切金庸笔下最模范的侠义精神。他用一生来彻底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大侠的目标，他巨大的人格力量也感染了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家人及《神雕侠侣》的男主角杨过，无形中带领他们走向正面的人生路，不愧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3]。
　　第三，英雄人物的复仇摆脱了个人狭隘的“快意恩仇”而升华为“替天行道”
　　《基督山伯爵》最能体现整理大仲马的复仇理念。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创作的一部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对复仇的性质作了很大程度的改造。首先，突出了正义、道义和人格的力量。主人公的对立面变成了以牺牲无辜者来谋取私利的坏人，这些人不仅对主人公做了坏事，而且是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公敌；其次，体现了宽容、大度和仁厚的胸怀，基督山伯爵的复仇，大体上以给予仇敌应得的报应或惩罚为限度。这样的复仇既能大快人心又保持了主人公的君子风度[4]。
　　金庸对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复仇态度和性质的艺术呈现极为赞赏。他说：“一个人要报仇，把仇人千刀万剐，只是取决于一时，但是如果千方百计图谋复仇，且在即将成功之时又能合情合理地宽恕了仇人，那就更加令人感动。这样大度宽容、重情义轻性命的高尚情操，才能给人留下永不能忘的深刻印象。”因而，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大多出于个人恩怨而复仇，但到后来又都升华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显然，金庸的小说一脉相承地体现了《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理念，否定了中国传统武侠作品那种“快意恩仇、血腥杀戮”的观念。
　　复仇是侠义小说的永恒主题之一。复仇本身是中性的，唯有从仇恨的具体内涵和报复的动机、对象、目的和手段等方面，才能分辨出是非曲直、善恶清浊。金庸和大仲马一样，对复仇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赋予了复仇以良知、道德和正义的内涵，从而使小说的思想境界变得更加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