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国学的命运_水晶宫足球俱乐部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国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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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初，“国学”就因章太炎等人的提倡而兴盛一时。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学研究再次升温，甚至形成了一股“国学热”。学术界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对国学的属性、地位、作用、前景及其与西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出现了不同立场、观点、方法、态度的碰撞与交锋。我们拟从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视角，对如何深化国学研究、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做一简要分析，以求教于国学和文化研究的同行。
　　据考证，“国学”一词较早见于《周礼》“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其教育课程有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近代以来，在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和激荡的过程中，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受到了猛烈冲击，“国学”逐渐衰落。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的必要性，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观应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虽然甲午战争用严酷的事实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其“中体西用”的文化纲领影响深远。
　　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任《民报》主编，成立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上海国学保存会主办的《国粹学报》撰文。他在《民报》上刊登的《国学振兴社广告》规定：国学讲授的内容有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佛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包含传统经史子集的主要学科，由此奠定了近现代国学的基础。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一文中说，章太炎当时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然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尊孔复古的逆流，使人们对当时的国粹主义乃至传统文化产生了厌倦和反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批判孔孟之道、封建礼教“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20世纪20年代，以梁漱溟、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灾难归因于西方文化的破产，主张以东方传统文化挽救西方文明的颓运，把中国人和西洋人都导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这股思潮当即遭到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他们指出：东方文化派所心爱的东西，本质上不过是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的“宗法社会的文化”；只有破除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才能抗拒帝国主义的侵略，东方民族的文化才有伸张之日。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CC系发起文化建设运动，大搞复古主义。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散布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以反对西方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序经、胡适则宣扬“全盘西化”论进行抵制，他们认为，“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过是“中体西用”论最新式的化装，要反对“折衷”、“中国本位”等空谈，要“全盘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中国共产党人对上述两种文化思潮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主张以科学的方法继承“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倡导“新启蒙运动”。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考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和进程，阐述马克思主义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推进中国文化变革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总纲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纵观160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不难发现，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我们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经过六十多年艰辛曲折的探索，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旧文化，开始确立中国历史上新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事业从少数人掌握、为少数统治者服务转变为由多数人掌握、为多数劳动者服务，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迅速提高。世界近现代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完结了。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顺应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国学才能兴盛起来，并对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反之，国学就会衰落下去，最终被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潮流所抛弃。
　　人们之所以对“弘扬国学”、“复兴国学”等论断提出质疑，首先是因为对国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有不同的认识，进而对是否有必要“弘扬国学”、“复兴国学”等问题产生了困惑。只有对国学的研究对象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对上述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不断发展着的思想体系。它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古代文化系统而独立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现代文化系统之中。这样就构成了文化要素之间可离与不可离、相容与不相容的复杂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一样，都具有双重性。它既有劳动者的文化，也有剥削者的文化；既有统治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化，也有其没落时期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别开来。只有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破除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糟粕，继承和发扬其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长久生命力的成果，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某些国学爱好者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从传统学术特别是儒家经典中解析出若干超阶级、超时代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作为我们当今实现现代化的精神支柱，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文化观。我们并不否认，传统文化包含许多普遍性的、跨时代的合理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外交等思想理论方面，在安邦治国、品德修养、成就事业等实践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
　　例如，重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注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养浩然正气的崇高人格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意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辩证思维方式；重修养践履、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不尚玄虚的唯物主义精神；强调整体利益、群体利益、群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观念；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明公私之分、义利之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勤劳勇敢、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等等，都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然而，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传统文化的普遍原则与特殊内容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存在“认同”与“适应”不能兼顾的问题。不脱去旧时代的服饰，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就不适应现时代的需要；而脱去了旧时代的服饰，又难以与“国学”本身相认同。
　　例如，儒家讲“克己复礼”，从抽象的意义上看，这个“礼”固然可以视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范，但在孔子那个时代，“大人世及以为礼”，民主时代到来后，这种“礼”就变成了“非礼”。如果我们舍弃“礼”的时代内容，从抽象的意义讲“克已复礼”，就未必是传统儒学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史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揭露了封建罪恶的思想根源——传统儒学的实质和危害，掀起了思想变革的启蒙浪潮。
　　李大钊尖锐指出：“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措辞，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这些传统文化的糟粕，已经成为“历史的堕力”，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难道不应该清除吗？
　　有些人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无尽眷恋，极力从古代儒学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他们用儒家精神醇化世界的遐想，以儒家“心性智慧”解决现代危机的诉求，既缺少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又缺乏充足的历史根据和逻辑力量。这种保守而又浪漫的道德理想主义，不会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太多的文化支持，反而会造成一些思想障碍。就连境外有些学者都认识到：“在一个不复为儒家信仰提供现成表达形式的社会里，生活在那样严苛的标准之下，倘若所需要的正确献身标准尚未形成，则无论是礼义、教条或者普遍承认的政治社会规范，将给个人内在的献身带来巨大的负担。”
　　中华民族如果不从小生产和宗法制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中挣脱出来，就不能完成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和从专制、人治向民主法治的转变，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就没有指望。